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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長榮罷工事件,對抗的是台灣企業的獨裁專制與自私自利』

  長榮航空公司的空服員罷工事件愈演愈烈,不少來自社會輿論壓力多指向空服員的無預警罷工,影響旅行業者生計、耽誤旅客行程、造成交通運輸混亂,一時之間長榮工會與空服員成為眾矢之的;這些影響、損失與社會成本當然帶頭罷工的長榮空服員難辭其咎,過去一個星期以來,新聞媒體也多次播報空服員們向社會大眾致歉的消息。
  社會更有將引起此次事件的所有責任,從勞資雙方談判破局,到勞資雙方拒決重回談判桌等等,民眾與媒體通通把責任推給空服員們的貪婪與不知足。但試想,空服員真的是因為無法爭取到『八項訴求』而發動、持續罷工嗎?空服從業人員給人的印象多是知識份子且外貌出眾,收入待遇通常也高於一般企業員工,可算是白富美的代表族群;空服員們罷工即使抗爭勝利,所爭取到的利益相較於原所得而言,僅是蠅頭小利跟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恩小惠,儘管八項訴求的內容看起來只是在爭取空服員個人的待遇福利,卻不見得是長榮空服員持續推動罷工的全部原因。
  所謂『一個銅板敲不響』,試問是誰把長榮空服員逼到上街罷工?是民眾、是媒體、是政府,還是長榮航空公司?難道不是因為資方長期不尊重、漠視勞工勞動權益,而將空服員們給逼上街頭嗎?而長榮航空公司高層不去善後自己造成的社會問題,還『很聰明地』將此次罷工的全部責任推給空服員們,長榮航空公司反而是整個事件中最無辜受害者之一,長榮航空的高層似乎忘了,可能自己就是把空服員們逼上街頭罷工抗議,進而造成社會問題的罪魁禍首。
  台灣社會民主自由,但是勞工權益卻長期被漠視輕忽,組織工會的法規門檻高,政府勞委會長期以來對於提高勞工薪資所得與增進勞工福祉的動作又十分的龜速在進行,每每舉辦勞資協商,總是傾向接受資方提案,甚至被台灣勞工調侃乾脆將勞委會改成資委會;在勞工權益議上,政府幫不上忙,企業不肯改善,勞工不得己走上街頭,這是早就該發生的事件,台灣勞工真的刻苦耐勞,始終沒人走上街罷工抗議,才讓長榮空服員有機會開第一槍。長榮罷工事件爆發後,台灣政府無力迅速解決勞資爭議,竟然還拋出增修罷工預告期的法案,理由是如此才得以讓資方有充裕的時間與能力去排除罷工期間的營運損失?!此法一訂立,如果長榮航空的高層是獨裁者的話,那台灣政府無欵就是獨裁者的幫兇兼打手。
  企業有社會責任,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是企業當盡的責任義務。台灣私人企業多數是資方一言堂,公司老闆開的,全公司上下大小事,老闆說了算;景氣不好時,公司賠錢,要求員工共體時艱,甚至會減薪或裁員,求得是公司能自保,員工卻往往自身難保;等景氣好時,公司賺錢,公司優先考慮到的並不是嘉惠那些曾經與公司共患難、共體時艱的員工,而是將賺來的錢拿去分給董監事跟股東們當酬勞分紅或是再投資,從一家公司變成兩家公司,從兩家公司變成集團公司,再來變成控股公司,乃至於變成跨國大企業。當公司賺錢時,老闆們吃肉喝湯,員工們啃啃老闆丟棄不要的骨頭,當公司賠錢時,老闆們還是吃肉喝湯,員工們卻連骨頭都沒得分;在台灣上市櫃公司的董監事們年領酬勞達數百萬到數千萬新台幣不等的新聞更時有所聞,請問大老闆們何時願意照顧一下下一刻不懈怠,辛勤努力為資方及公司工作的員工們?
  大多數的台灣勞工在過去二、三十年以來,工作上始終是面對著過勞與低薪的窘境。八大訴求是問題的表象,過勞與低薪問題才是長榮空服員罷工的主因之一,其背後牽涉到的是台灣廣大勞工勞動權益的問題,罷工必定是勞方最不得己情況下,所採用的方法,長榮航空勞資雙方定是在勞方長期且多次向資方爭取勞動權益未果的狀況下,才採取罷工這種激烈的方式向資方表達不滿與抗議。長榮罷工事件對社會大眾所造成的各種影響與不便是無法抹滅的事實;但是相對於不敢站出來對資方抗議說不,只敢在背地裡訐譙慣老闆,或在虛擬網路世界中謾罵資方種種不公不義事跡的勞工而言,長榮空服員們的罷工行為比起那些只會說卻不敢站出來抗爭的人勇敢,他們爭取的是在台灣民主社會中,長期被漠視的勞動權益,也希望台灣政府能夠正視並解決台灣的勞動權益問題,而不是雙手一攤,推說是無法介入私人公司管理問題就想草草了事,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是勞權運動抬頭的標竿,無論最後成敗如何,長榮空服員將在台灣勞權運動的歷史上留下改革的篇章。